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
此种立场以过罚相当原则适用功能有限为由，(15)主张将比例原则引入处罚决定是否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分析判断之中，或者说是借助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来实施过罚相当条款。其与法定裁罚因素之规范维度不同，属于经验维度的裁罚因素。
(59)同前注(42)，陈清秀文，第827-828页。(12)其中，个案妥当性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责罚相当原则，实质意义与内地过罚相当原则几近一致。(40)同前注(31)，田村悦一书，第43页。实践中，处罚裁量争端大多因此类裁罚因素所引发。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在滥用职权标准之外增加明显不当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刑法上有所谓的滥用职权罪，法院判决认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时，就存在一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导致该标准在实践中极少适用。
(35)(3)行政处罚惯例，如邬学勋诉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塘分局处罚案，选取的是当地其他相同职能部门对类似情形的处理。Citizens Ass'n of Georgetown，Inc.v.Zoning Comm'n案，(48)确立了美国法院以滥用职权标准审查合理性的限度，即在特定事实上明显不合理。德沃金主张从人类尊严和政治平等观念出发看待权利。
甚至，不作为也可能为法律所禁止，个人仍然面临法律风险，这就使得个人惶惶不可终日。对于公共领域的冲突，则进一步根据言论构成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而进行区分。存着这三种情形之一的，就应当审查区分对待是否存在充分的正当化理由。需要注意的是，这五类基本权利是商谈的参与者相互赋予的。
而对不可通约的法益进行权衡，就像是在绳子的长度和石头的重量之间进行比较。其商谈理论的旨趣，就是探讨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能够求同存异，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从而避免共同生活无序。
《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了一般平等权，第2款规定性别平等，第3款禁止根据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和出身、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进行区分对待，禁止歧视残疾人。侵犯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侮辱了个人。其次，如果法律有瑕疵、但尚不导致明显不正义，则仍然应予适用，维护法的可预见性，同时容忍对实质正义的一定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法的可预见性优先于实质正义。在卢斯蒂格-普兰与贝克特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就是在目的正当性审查中得出结论，终结了审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其他案件中也能够在这一环节结束审查。
然而，将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进行权衡时需要综合考虑个案中的各个相关因素，这就导致权衡结果因个案而异，不具有可预见性，个人无法确定地事先知道其可以从事哪些行为而不会面临不利后果。规范属于道德领域，不得权衡。同时我们也看到法益权衡的确具有较低可预见性，应当采用各种方法降低其对法的安定性的消极影响。根据比例原则，公权力只能为了正当目的而限制基本权利（目的正当性原则），干预行为必须能够促进目的实现（适当性原则）、必须是众多有效措施中干预程度最轻的手段（必要性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和所追求法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成比例的，不得有失均衡（狭义比例原则，均衡性原则）。
此外，传统法治观念只关注法律的可预见性，而不关注法律是否符合公正、民主、尊严等实体价值，这也是不可取的萨基拉基斯正确地指出，在权利与不正当因素之间发生冲突时不应当进行权衡，但他没有看到权利也经常与其他正当法益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权衡无法避免。
适用价值，则应当追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并在两个价值出现冲突时进行权衡。此外，如果一人的观点以虚假事实为依据，那么，对其意见自由设定较大限制也是正当的。
其次，就有效性而言，规范要不有效，要不无效，两者必居其一，不存在中间状态。在不同法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但可以、也应当根据宪法价值秩序，对相关法益各自的重要性作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它们孰先孰后。鉴于辨别力较差的受众容易轻信不实陈述并受到误导，事实陈述具有较大危害性。首先，为了特别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轻度、中度侵犯，为了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轻度侵犯，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真实事实陈述与他人名誉权发生冲突的，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但事实陈述涉及他人隐私、或者破坏信任关系的，则名誉权优先。就此而言，法益权衡虽然降低了可预见性，但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能够实现可预见性和个案正义之间的平衡。
其次，无论如何努力精确定义，法律概念总是有核心含义和边缘含义之分，总是会出现模棱两可、难以界定的情形。其次，为了一般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中度和重度侵犯，为了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重度侵犯，都不符合狭义比例原则。
其中，部分虚假、整体真实的事实陈述，应当视同于真实的事实陈述，否则将压制正常的交流。然而，将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进行权衡时需要综合考虑个案中的各个相关因素，这就导致权衡结果因个案而异，不具有可预见性，个人无法确定地事先知道其可以从事哪些行为而不会面临不利后果。
一、基本权利审查中的法益权衡困境 自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在药店案判决中主张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以来，比例原则成为德国法上风靡全球的出口畅销品，为诸多国家借鉴、移植，俨然成为国际公认的宪法基本原理，被誉为公法上的帝王条款、终极法治。表１ 规范和价值的差异 那么，基本权利属于伦理还是道德范畴呢？哈贝马斯不赞同权利天赋、权利国赋等学说，认为不能够从个人道德诉求、共同体的伦理决定推导出权利，而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主张权利是人们基于主体间性的商谈而互相承认和授予的。
二是区分标准超出个人控制范围，导致个人无法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趋利避害，而只能被动接受不利后果。对于这种质疑，不少学者提出反驳，主张法益权衡是根据理性标准进行的。他主张，法益权衡思维预设任何事物都可以权衡，而人权保护个人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的身份，既不可量化，也不可权衡。三是就基本权利的享有进行区分对待，使得不同群体在不同程度享有自由和权利。
其次，以贬损他人为目的、无意对相关主题本身进行讨论的恶意批评（Schmähkritik）侵犯名誉权，不受保护。实际上，实质法治不仅追求可预见性，也追求个案正义，并要求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一）意见自由与对立法益之间的权衡 《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了意见自由，保障个人通过发表言论参与公共民主生活的自由。持此论者实际上主张，只有存在共同标尺时，才能对不同法益予以精确赋值，从而使得法益之间可以进行相互比较。
相反，被攻击者进行反击时，其意见自由通常优先于争端挑起者的名誉权。根据传统法治观念，法律应当普遍、公开、不溯及既往、清晰、不自相矛盾、稳定，不得设定无法实现的义务。
基于这一立场，哈贝马斯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价值司法提出了批评。在理想的商谈中，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相互尊重，得出共识。最后，立法者追求的诸多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这也导致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最后，就相互关系而言，规范之间不得相互矛盾，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融贯整体。
事实陈述可以分为真实和虚假两类。该案中，被开除军官的隐私权和多数人持有的对同性恋倾向的偏见之间发生了冲突。
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二）德沃金等：权利优先于公共利益 与哈贝马斯相似，德沃金从权利的性质出发，主张个人权利原则上优先于公共利益，两者发生冲突时不得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
至少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传统法治观念所追求的法律可预见性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基本权利属于道德领域的规范，不同于伦理领域的价值，因此不得权衡。